出身寒门，没有显赫功绩。履历简单，不显山露水，一步一个脚印荣登极权。在职全身而退，晚年被追究是徐才厚的人生写照。他的升迁既有个人的努力又有人扶持，他的弄权有环境因素又有人帮衬。他形成的贪腐集团并非一朝一日，没有及早发现和处理有制度缺陷也有管理上的失误。

       清康熙重臣和珅仗着皇帝信宠一生弄权，仕途顺风顺水。太上皇乾隆驾崩不几天，就被嘉庆宣布二十条大罪 ，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是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十倍。于是有了和珅倒，嘉庆饱之说。

  徐才厚的政治影响力和贪腐程度也许比不过和珅，却是新中国军界的一场地震。此时骂徐才厚贪得无厌或者怪制度就事件本身为时已晚。万事有因才有果，通过总结徐才厚的成长道路和问题形成脉络分析，可以警示社会和国家管理者。

  徐才厚开始的成长不一定走的是歪门邪道。

  徐才厚的成长算得上是个奇迹。他既不是军事干部，也不是政工专业出身，而是电子工程专业。并非来自于传统的野战部队，而是从省军区发迹。

  省军区在军队内部称之为地方部队，主要由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构成。虽然兵员不多，管的事也只是征兵及民兵训练，但干部比例高。比如南京军区，只有三个野战集团军却有五个省军区单位。一个正军级省军区，辖13个师级军分区，106个武装部。中国一个省还平均不上一个集团军，一个省军区占用的团以上军官名额远远超过一个集团军。这些省军区干部一方面享受与野战部队同样的生活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因为参预地方工作，还领取地方政府的补贴和额外收入。野战部队干部要管兵，天天训练管理忙得不可开交。省军区干部主要管干部，工作压力较小。由于不涉及作战指挥和兵员管理，其素质与野战部队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徐才厚的后来发展得益于路子走对了。在部队升迁最快的军事方面是作训部门，政治方面是干部部门。徐才厚由连队副指导员1972年担任吉林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干事是关键的一步。干部部门是管官的官，负责干部晋升前关键的考核工作。在部队，一个军不重要的处长到团里，也只是礼节性的接待。而干部处一位普通任免干事来到师团，师团主官都有可能出面接待。不是相府下人七品官，而是他位置的重要，他的一言一语直接影响上级领导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心。

  后来担任省军区干部处长的徐才厚至少在省军区是实权人物，而以正团职干部处处长升任正师职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则是越级提拔。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为他的前程打开了空间，因为省军区发展的路子窄，充其量能混个省军区政委一级。事实上他担任群工部部长仅一年就升任十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这一步也很关键。因为我军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很多由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选拔。

  虽然说徐才厚在此之前不一定有多大的工作能力，但其较高的文聘和踏实的工作以及温和的性格对他的升迁可能起了较大的作用。他1990年升任军政委，此时军队官场上的不正之风并不突出.像徐才厚这种草根家庭出身的子弟靠的还是真才实学，或者是老实本分人，而那时期军队干部具有本科文聘的还是风毛麟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放军基层干部文化普遍偏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军委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整体提高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如提干必须经过几个月以上的培训，从地方招收大专院校学生等。对在职的基层干部，则以文化补习的方式，整体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军队文化学校开办较早并形成规模的是陆军十二集团军，分别开办了初中班和高中班，后来又与地方院校结合办了成人大专班。军队文聘吃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而徐才厚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本科毕业生在中高级干部中是少有的。

  从徐才厚曾经的同事战友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个腼腆话少的人。为人低调，性格温和。他在文革中也没有跳高，而是在学校读书并到农场劳动。入伍后不久担任副连职作为本科生属于正常，从副连到正团用了十年也不算进步快。他1983年进入正师，作为1963年参加工作的本科生亦属正常。

  徐才厚直到进入总政治部之前应当没有多大贪腐问题。

  徐才厚1985年进入军职在同期入伍中属于佼佼者，因为此时大部分1963年入伍兵均在师职位置上。

  新时期军衔制度开始于1988年，笔者曾在1988年3月到过总政治部干部部。那时部队干部对军衔比较关心，其中对1973年的营职和1963年的师职能否评为少校和大校存在疑虑。记得问题此事时，干部部有位63年入伍的副局长说：“总部考虑到这个问题，1973年的营职可以评为少校，1963年入伍的师职能授大校。因为总部这里最年轻的是1973年入伍兵，而很多师职局长副局长都是1963年入伍的。”言外之意是我们都是63年入伍的，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

  徐才厚因买官卖官被查，他在直到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前应当还是廉洁干部。

  徐才厚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军队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出身的主官，可以说是机遇把他圈入了高升的一拨人。据他的老同学刘苏民回忆，徐才厚就任总政助理搬到北京时，家里只有电风扇，并拒绝了老同学要为他装空调的意见。

  军队很长时期有一种说法，普通家庭出身不走歪门邪道的干部充其量能升到正团职，再向上就要有特殊能量了。这是因为师以上高官需要的不是工作能力，因为这处阶级的官比较好当。就军队而言，连队主官和团主官是最重要的两个层级。因为这两个层级的主官既管人又管事，没有两把刷子是干不了的。聪明的高级领导是不会拿这两个职务开玩笑，而能登上高位的领导显然不会是傻子。

  徐才厚能进入高级干部行列既没有靠山也没有金钱敲门，虽然有文聘这一当时最优势的条件，他的工作能力和绩效及做人应当是不错的。他也不会是贪腐分子，因为那个时期军队的风气并没有后来那样差。

  徐才厚是被金钱腐蚀了灵魂。

  军队的腐败问题起源于军队生产经营，而军队搞生产是在1985年起步，开始只是办家属工厂，几年后才达到高潮，出现办实体并进入流通领域经商。一些部队钻改革的空子，私设小金库，肆意挥霍浪费军队资产。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收授生产单位的贿赂，大吃大喝，生活腐化。1993年，军队军以上单位直接成立了生产管理局，把一些大型军队生产经营企业收归名下，进行有领导有系统性的管理。这种归口虽然从管理体系上理顺了关系，却为干部尤其是军以上领导受贿打开了方便之门。

  徐才厚当政委的十六军驻吉林省长春市，既没有南方部队的开放程度也没有其它兵种的先天有利条件，在开展生产经营中不会有多大成就。众所周知，最早对军队生产经营公开提出异义的是同为沈阳军区的39军军长罗有礼将军。他在1993年一次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会上，直阵军队生产经营的弊端，被时任军委领导人当面批评为“罗有礼胡说八道，乱放炮！”因为军队搞生产使部队之间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北方部队或野战部队生产补助远低于南方部队及有条件的军兵种部队，而且影响了战略训练。

  因此，徐才厚直到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既使有腐败问题也只是小打小挠，不会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这是气候环境的因素。

  徐才厚的贪腐问题应当超始于担任济南军区政委期间。

  徐才厚在总政治部工作了四年后调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这个诸侯官位远比总政治部副主任权力大且实惠。总政治部副主任虽然也属于大军区正职，却只能在部门内部撩蹶子。军区主官作为一路“诸侯”管的是全面工作，既有官权又有财权。

  济南军区虽然地处北方，由于海防线长，有得天独厚的开财条件。它的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是原军马场基础建立的，正师级单位，辖3个团， 9个部、室、处、所，6个处级企业和十几个综合直属单位。形成以化工、轻工、机械制造、建材、医药、食品加工等为主的资源型工业，能生产机制纸、石油制品、锆化品、农业机械、白酒、中成药、建材、食品等八大类近百个规格品种的产品。虽然只管辖山东和河南两省，生产经营工作却开展的轰轰烈烈。因腐败被捕的总后副部长谷俊山当时正是从河南省军区调任济南军区生产管理部门的。

  谷俊山与徐才厚既不是老乡也不曾在同一部队服役过，他的发迹据说是1994年军区首长下来检查工作而受到赏识，从而调任军区生产办公室。1996年徐才厚调任济南军区政委，谷俊山当时任职军区生产办公室主任，不久升任济南陆军指挥学院副师职副院长（纯是为调职）。徐才厚1999年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谷俊山随之调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正师）、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正师）。2000年徐才厚任总政常务副主任兼纪委书记，谷俊山2001年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军职副部长。

  网上有忽悠的说谷俊山是谷景生将军的儿子，纯是胡说。还有说谷俊山与徐才厚有裙带关系也是扑风捉影，谷俊山的岳夫只是个早已离休的团政委，妻子是一般工人。

  谷俊山有条件敛财是肯定的，通过行贿徐才厚升迁是可能的。他一直从事生产经营，后来调入军区后勤部生产部，负责本级和各集团军的生产管理局。有条件捞钱并向时任军区政委的徐才厚行贿，从而密切关系符合情理。调任基建营房部土地管理局局长时，赶上军队缩编，一大批军队营房空闲。有的合并，有的直接卖给了地方，这里面伸缩性很大。担任营房部长后，他的权力和掌握的资金可以说大的惊人，孝敬一下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有这个条件。

  显然，徐才厚的贪腐起于济南军区政委任上。谷俊山与徐才厚的交情是金钱起了主要作用。当然，贪欲既起的徐才厚肯定不光从谷俊山这里获得好处。中央军委巡视组对济南军区党委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在干部选拔任用、土地转让、经适房建设等方面，发现一批重要问题线索，估计包括了更多的方面，其中是否涉及到徐才厚任职期间目前不清楚。

  徐才厚最终是被金钱腐蚀了灵魂，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它既是权力异化下权力经济的成果，又是权力经济俘虏下人性的泯灭和疯狂。

  徐才厚的上位有关系的影子。

  徐才厚担任十六集团军政委仅两年的1992年就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进入大军区副职，第二年升任大军区正职的总政副主任。也就是从正军到大军区正职两级只用了两年。

  众所周知，1992年中国发生了所谓的“杨家将”事件。此后军队不仅起用了邓小平二野的刘华清和张爱萍推荐三野的张震，而且任用了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接替杨白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由军区政治部主任直接升任总政副主任尔后于1992年10月升任总政主任，没有军区政委的履历也是一种破格提拔（前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是解放前就是一军政委，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由国务委员调任总政主任，杨伯冰是北京军区政委任上升任总政主任）。

  于永波是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人，与徐才厚是同乡。据说在南京军区任上时与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交情颇深。

  徐才厚是1992年由陆军十六集团军政委进入总政治部担任于永波主任的助理，此时但任军政委才两年，距于永波升任总政主任才一个多月。任正军职不到两年担任了大军区职的总政副主任，显然是有人提携。

  总政治部副主任虽然属于大军区副职，一般很少由军政委直接提拔。与徐才厚相似的还有李继耐，此人由军级副政委调任总政干部部长后直升总政副主任，转任总装备部部长十四年后才接了徐才厚总政主任的班。事实上李继耐的资历远比徐才厚深，徐才厚担任正师职军区部长时，李继耐就是正军职总政干部部长。徐才厚提拔为军政委时，李继耐是大军区副职的总政副主任。徐才厚担任总政副主任接的是李继耐的班（李继耐调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而李继耐由总装备部部长（接的是曹刚川的班）升任总政主任又是接的徐才厚的班（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原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是由26军政委转任总政干部部长后升任总政副主任）。

  徐才厚后来由总政副主任1996年调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三年后回总政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大军区正职）。在于永波2002年11月退休后接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实现了江泽民时代结束前的交班。徐才厚2004起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进入军委决策层，成为胡锦涛时代两位军委副主席之一，另一人是郭伯雄。徐才厚接的是退休的军委副主席曹刚川的班，这位军械出身的装备部长在江泽民时代就任军委副主席也是一个另类，从此总装备部人才辈出。

  这个过程看似眼花瞭乱，其实梳理一下就简单了。徐才厚升任总政副主任接的是李继耐的班，李继耐接任总装备部长接的是曹刚川的班。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接的是曹刚川的班，李继耐升任总政主任接的是徐才厚的班。李继耐总装备部长的班由济南军区司令陈炳德接任，接任陈炳德任军区司令的是范长龙，后来接任徐才厚出任军委副主席的正是这位曾在徐才厚当军政委时的师长范长龙。陈炳德升任总参谋长后，总装备部长由常万全接任，此人是现任国防部长。

  总装备部出了一位军委副主席曹刚川，一位国防部长常万全，一位总参谋长陈炳德，一位总政主任李继耐。总政治部出了徐才厚这位军委副主席，而总参谋长自张万年之后，多年没有人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作为负责作战训练的军事部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撼。

  于永波和徐才厚的老家辽宁瓦房店是大连市属下的县级市，据说出了三十多位将军。以前像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等一些革命老区出将军是因为是红军根据地，和平时期将军层出的因素就复杂一些。当然，不能完全说这一期间的提拔都与徐才厚有关。

  据说徐才厚的被查也涉及到“瓦籍”将军们，此事未经证实。但徐才厚的几大秘书及原十六集团军一批被提拔的高级将领受到牵联则有可能。

  军队“山头”“系统”之说虽然上不了台面,却有许多现象以供佐证。

  当年林彪主政军委时，三总部和军兵种第四野战军占据重要位置是事实。

  济南军区司令员出身的杨得志的总参谋长让位于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接任迟浩田的是老乡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这是济南军区系统主政总参的时期。

  张万年交给了南京军区傅全友，而傅全友之后是与傅全友同为南京军区一军出身的梁光烈，接任梁光烈的是担任过一军军长的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此时的军委副主席正是傅全友担任军区司令员时的47军军长郭伯雄。

  于永波担任总政主任后交给了徐才厚，徐才厚卸任军委副主席后交给了曾经的部下范长龙。范长龙的上位军委副主席是否有前任徐才厚的推荐不得而知，越过总参谋长以军区司令员直升军委副主席在中国比较少见。（迟浩田是国防部长升任的，张万年和郭伯雄都是总参常务副总长升任的，曹刚川是副总参谋长兼装备部长升任的，许其亮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范长龙只担任过不到一年的总长助理）其实以地缘关系或者隶属关系形成山头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从1988年第一次授衔到2005年，山东籍军人被授上将衔27人，中将100人，少将400余人。与主政军委的两位副主席迟浩田和张万年是山东人不无关系。一个县级市招远出了四位上将（迟浩田、王瑞林、刘顺尧、隋明太），县级市山东滕州市出了三位上将（李景、李继耐、刘书田）。当年海军上将山东占一半多（ 李耀文、魏金山、张连忠、李 景、杨怀庆），七位空军上将，山东占三席（王 海、周子玉、刘顺尧）。

  提拔任用自己了解的干部无可厚非，从工作的得心应手而言，熟悉的属下远比不了解的更好，国外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基本也是选用自己的工作班子。问题在于是为公还是为私上，是用人才还是用庸才，是合理提拔还是由个人喜好来任用。

  虽然说“育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为险”，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可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看怎样理解或者说是官场上的一种潜规则或普遍现象。

  徐才厚问题的警示。

  不健康的社会环境是产生腐败的因素之一。

  环境可以改变人，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可以减少犯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贪欲虽然是人的本性之一，却是可以改造或者遏制的。

  举个简单例子，1988年我部要新成立司机训练基地，笔者陪同后勤部狄副部长到总部活动。主要任务是跑军务装备部门要编制，到营房部门要营房。找物资部门要建筑材料计划指标，找车船部门给点额外拨款支持。那时候还不兴送礼，全凭老首长李德生（原十二军军长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和魏金山（原十二军政委时任海军政委）和在总部工作原十二军领导的面子。记得到一位总后部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时，狄副部长说了句空口人情，意思是也没有带点特产来。那位部长笑着说：“可别干这种事，云南省军区前段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一厢红塔山烟，放在办公室太难看，结果交给了管理外留作招待了。”笔者可以打保票的说，这次建一个团级单位没有送一分钱的礼。当然也顺手送过一次人情，在物资部开物资调拨单时，一位师职助理员随口讲自己的外甥在十二军炮兵旅当兵，一直想学个驾驶员。这个话音当然能听出来，笔者马上报告了副部长，因来后办了一下。按今天的环境，一位在总部管调拨物资的师职干部想给外甥学个驾驶员是太稀松平常的事。还有一件事是李德生家的炊事员来自于十二军，作为三级厨师当时由于怕要求复员而把厨师证扣在原部队。李德生夫人亲自说情要求把厨师证给本人。堂堂上将夫人为一个厨师证求人，而且他担任36师副团长的儿子李和平上军校后想升到正团处长都没有成功，这就是环境的因素。这个时期的人并非是没有贪欲，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使特权和贪腐欲望被制约。

  徐才厚也许骨子里有贪念，能在很长一段成长道路上循规蹈矩，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起了重要压制作用。他的贪腐问题主要出现在1996年之后，也是中国腐败问题的高发期。如果说徐才厚是后来变了质，倒不如说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使他同流合污。虽然说把问题归结到环境或他人身上并不合适，却有着较大的关系。

  官场“体系”、“山头”的危害极大。

  就国家管理而言，要讲五湖四海。就官场结构而言，要防止形成“山头”或“体系”。这种帮派体系诚然如果坐大，则危害无穷。正因为此，历史上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防止“乡党”，提倡“君子不党”。有时要人为在班子里掺沙子，或者利用矛盾以强化领导力。一人升官带起一批人，一个出事影响一窝。中国的石油系、能源系、政法口、铁道口等都因为主要领导倒台而一片人受牵联。这次徐才厚的问题在军队无异于一场地震，估计许多高级将领将随之失势。它的问题在于主要领导人只考虑对自己忠心，忽视奴才下面有奴才。而奴才坐大会影响主子，造成自己多年建成的大厦瞬间倾覆。徐才厚从单兵突进到进入体系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没有重视，以致其慢慢坐大。

  没有公心和国家责任感的领导是形成腐败的原因之一。

  在徐才厚这只军内老虎显形后，人们已经剑指更大的老虎。徐才厚等高官问题的出现可能在豢养“老虎”的更高层领导，也可能是漏洞百出的制度。主子需要奴才效忠和孝敬，却没有让他贪污。主子明知奴才贪污腐化而不追究因为是自己人，只要不危及自己的江山地位，许多主子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种意义上是对奴才的一种奖赏。没有公心和国家责任感的主子是贪官污吏的保护伞。从国家治理而言，制度治理远比人治更有效。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不仅要重视选用干部，而且要管好干部。尤其是不能让其形成帮派体系，不能使权力脱离约束。同时，主要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既是榜样又可以影响其它人，这种榜样包括了正面和反面。狗的忠诚仅限于主人，在外面可能伤人，这种伤人的损失需要狗的主人承担。领导干部在用人上政治面貌重要，对个人忠心也只是一方面。还需要公正的心，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否则就误国害民，最终也伤害了领导者本人。事实上在众多“老虎”被打之后，人们都在问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或者说新的大老虎是谁？

  不健全的制度造成了腐败漏洞。

  国民党时期军队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吃空响上，通过虚报兵员数量和克扣军人军响而贪污。新中国军队编制管理比较严，军人经费作为预算资金进行定额管理。标准公开，下拨及时，不存在延发或者少发的问题。兵员编制与财务统计形成两方面的对应，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各级无法吃空响的。徐才厚不经手经济，他的受贿主要在权力管官上。本来党管干部不是人管干部，而是组织原则管。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有权的官在提拔使用问题上有决定权，造成买官卖官盛行。如果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干部的选用有公开民主的程序，有严格的选用标准。有严密有效的监管手段。有对人为因素的预防措施，有对权力的制约规范。这种通过权力的腐败将会大幅减少。

  预算外资金管理失衡为腐败创造了条件。

  预算外资金是指根据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资金。虽然国家财政部：“2011年1月1日起，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管理，但这部分资金仍然疏于管理。这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支出掌握在地方手里，专业性不足，分散性突出。军队的预算资金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作战费、训练费、业务费以及定额拨款都是专款专用，年终决算比较清楚。而预算外资金主要用于被充预算资金不足，或者作为部队生活保障开支。比如军队生产收入，属于额外收入，列入预算外资金管理。这笔钱可以用作改善部队干部居住条件，也可以建楼堂馆所。可以发放福利，也可以请客招待。比如军队空闲营房、现有住房的出售收入和空闲军用地产的开发收入，采取的是单位留成和总后收管理费和土地费的办法。它的用途是全额用于军队住房管理和发展，按收缴和分成的办法处理。它的程序是由军区级单位基建营房部门和联勤部审查后报总后勤部批准，这个权力全部集中在总后勤部，具体落实在总后基建营房部身上。对下面而言，要求收支两条线。就全军而言，基建营房部这笔收入大的惊人。而军费里面包括了营房建设维修拨款，出售营房和现有房产成了总后勤部的额外收入。军队各大单位在办理空闲营房使用时，为了获得上级的批准，难免要走一些歪门邪道，这笔孝敬费用与出售收入相比则是九牛一毛。也难怪谷俊山作为基建营房部长和分管基建营房的总后副部长能贪污受贿如此巨大的钱款，这种钱根本用不着索要，主动送上门的就是天文数字。其实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两条线和纳入预算管理在目前管理体制下纯是摆设，这笔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存在的问题地方更甚于军队。

  预算外收入是单位经费，领导可以决定支出方向。它的管理比预算内收入较松，造成预算外收入较大的单位可以转化为行贿资金，掌管权力的领导有条件贪污。所以，国家公务人员的管理和经济管理需要法律规范和制度明确，是法治而非人治。

  徐才厚问题的公开最大的看点并不是其贪腐多少钱，而在于对已退休官员的追究。虽然这种追究是被动的，是由于其它案件涉及到。但中央能下决心打一只落威的老虎，打破了高官退休后不追溯在职问题的“惯例”，使很多自以为退休后就算全身而退的腐败官员感到惶恐，其震慑作用是巨大的。

  徐才厚问题的出现给领导层和国家管理敲响了警钟，真正为民族和国家事业着想的政治家敢于与贪腐分子作斗争，会不断完善制度减少国家公务人员的贪腐问题。而弄权误国的政客只会豢养蛀虫，成为他们满足私欲的帮凶。国家管理要靠制度和法治，减少人治成分。构建一个既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能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干部体系和政权基础，需要各方面的合力和有机结合。